那一刻，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，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，向着侯老师，感恩地低下头。
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，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，就让我走了。
自从那件事后，我就特怕她，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。
晚饭后，刮起了六级大风，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，因为停电（我们村那时有电灯，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），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，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矿石耳机，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。
突然，呼啸的北风中，敲门声响起来，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，她没进门，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，到大队部接受审查。
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，列位，你们绝对猜不到，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，而是俏皮，她向我挤了挤眼儿，轻松地对我说：「没什么，当玩就是了。」
多年以后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搞不懂，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？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
我出了门，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，夜风中，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，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，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。
「走。」
她冲我说了一个字。
我说，「走哇。」
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，用枪冲我指了指，「前边走。」
于是，她持枪在后面，我在她的前边，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。
吃惊的是，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，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，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见到没有别的人，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，问她，「赵富春（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）他们怎么都没来呀？」
她是播音员，这个大队部，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。
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，见我问话，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，「就你一个，人家表现都比你好，用不着来。」
我突然感到害怕，又想再问她，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，要我不要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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